吴侬：在宇宙万物中，人是最复杂、最微妙、最让人琢磨不透的一种动物。一个人在社会上能不能成功，能取得多大的成功，都是上苍早就注定好了的。企业家也是如此。比如您，在我看来，天生就是一块干事业的料！倘若您这一生中不干点超乎寻常、世人皆知的事情，肯定是不会罢休的。这就是命。而人的不同的命，就决定了他不同的行为轨道和人生模式。比如您，选择的是这个世界上最普通、最不起眼的一个职业--做鞋--做鞋谁不会呢？但在您的手里，居然能把这件最普通、最不起眼的事情做得如此轰轰烈烈，以致天下闻名！您的成功，无疑首先是做人的成功。那么，您作为一个成功的人，如何看待人的问题？
　　汪海：是的，人是最复杂的，企业和社会一样，核心问题是人。可多年来，人的问题我们并没有解决好。
　　我们简单地把人归结为能思考、会说话的高级动物，其实没有这么简单。现在谁也没有解决好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在一个企业中是关键，是根本，很复杂，不过，人的问题从小处说，就是思想问题。
　　吴侬：人的思想问题，在我看来，是由基因决定了的。一个人先天具有什么样的基因，后天就具有什么样的思想。比如德国的马克思，中国的毛泽东，他们的思想不是谁都可以具有的。
汪海：基因是有的，这是客观存在。我们讲的世界观，都是后来才形成的。
　　人是高级动物，在他走向社会时，是有规律的。人都向高处走，为什么呢？有名有利。
　　人的作用和威力是不一样的。毛泽东就可以指挥千军万马，他的气势如虹是爹妈给的，是天生的。但他后来的革命实践也是他能成功的重要因素。每一个行业杰出的领导者的成功，都有其先天的因素。人的秘密是谁也说不透的，你比如：个体户100个可能出一个，企业家一百个可能出一个，他的前世已经注定了他要成这个事。
　　吴侬：也许有人会说这是迷信。什么是迷信？我理解的迷信，就是今天人们还没认识到的东西，有一天人们一旦认识到了，"迷信"就变成了科学。人类漫长的历史，说明了这一点，而且我认为还将继续说明这一点。
　　汪海：人们认识不了的东西，往往把它说成迷信。伟人相信，但他不让别人相信。这就是伟人高明之处。
　　吴侬：您这话说得太妙了！
　　汪海：人的科学并没有研究透。人生下来，将来是什么样，我认为都是天生的。人进入社会后，达到自己的欲望的，就可以发展前进。
　　像我这样的人，属于怪人。我要得到的，也是个"名"，我的事业就是目标。
　　我40多岁的时候，在全国就开始有名了。其实，我年轻时也不错，我19岁就是青岛劳模，是59年全国十大青年。后来当兵时，我一回部队就想吐，浑身痒，想离开部队，厌烦部队，几种原因促使我厌烦，不想在部队干了，结果就复员了。
　　我从小就一身"红"，从来都是要求自己很严格的。在工厂里，我当班长，在部队，我当班长，当指导员，后来当党委副书记、书记，也干过组织工作。不过不是苦干，而是巧干，我有我的道道。我一直是被同时代人嫉妒的人，我是有争议的人，人家说我是骄傲的人。
　　吴侬：我认为骄傲这个词专为那些低能儿准备的。凡是被人指责为"骄傲"的人，一定都是有本事的人；而凡是指责别人"骄傲"的人，一定都是无能之辈。我们的社会几千年似乎都是如此风气。我认为历史走到今天，到了应该为"骄傲"正名的时候了。我的观点是，骄傲不骄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你有没有骄傲的资本。狗屁不是的人，想骄傲也骄傲不起来，不信骄傲一下试试？
汪海：没错，说我骄傲，这对我是不公道的。
　　我一直自己在悟，在想，我一直想怎样适应他们，我要自己走自己的路。时间长了，我感到我和他们不一样，共产党给我多大的天地，我就干多大的天地。
　　我就是要创新，我对墨守成规非常反感。
　　那年组织考虑让我到市里干管企业的副市长。有人说我骄傲，人民来信多，省领导就批示考验一下。省委一位主要领导和我是老乡，了解我。他认为我应该去看看他，拍拍他的马屁，我就没去。我要去了，也可能组织部门考察结论认为合格，可以提拔。如果当上了副市长，可能就没有双星了。我看毛泽东、邓小平、胡耀邦，对自己做了一个全面的估价，很客观。今后谁有本事，谁就有出路，有发展。
1987年，我就在厂里召开的干部会上说，大家不要再议论我走的事了。我不进官场了，以后就走市场了。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因为彻底改变了官本位思想，不走官场走市场，以后就更没压力，更潇洒了。
走市场，是我的发展方向。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邓小平说的。一旦悟到这个理后，我就开始进步了，发展了。我的名牌，就是早进入市场得来的。
过早地认识了市场，对我的好处极大。人确立了自己的目标后，不能老空想，要去奋斗。早在1984年，我就搞了新闻发布会，请来各大媒体七八十个人，很是热闹，效果非常好，那是全国第一个以企业家的名义搞的记者招待会。我在中央台连续三年打广告，花了90万～120万，后来我就不打了。我做事都是比别人提前。我的反广告在《人民日报》还报道过。
吴侬：看来一个企业家要想取得成功，除了天份，勤奋也应该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素质。当然，没有天份，勤奋也白搭。但有了天份，不勤奋，天份也没用。我理解的公式是：天份＋勤奋＝成功。

　　汪海：勤奋也是很重要的。勤奋中包括--务实、民心。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
我这人在宏观上不出格。我始终等着中央的政策出台。我要政策，是发展企业的依据。微观上，根据自己的行业、人的规律和市场的规律来办事。后来，我总结了四句话：客观的想，认真地做，务实地干，科学地创(笔者注：是"创"而不是"闯"--一字之差，体现人的不同境界)。
双星为什么能站住脚？从历史上看，现在骂我，三年以后学我，走到哪一步都不盲目，实事求是地学。
　　我信自己。烧香是迷信，是形式，人只有自己把握住了自己，才会成功，人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认准坐标后，要自己扑下身子去干。得民心，首先得研究民意，研究他们在想什么？心里想干什么？如果民心一没有了，什么也就没有了。
那么什么是民心呢？凝聚力就是民心。民心是一种信任，是一种动力。我的决策，我要干的事，都要通过广大工人来实现。这就必须要有凝聚力。
　　务实与民心，是一个大大小小的干部都要解决的问题。
　　人的问题比高科技还难，管人是高科技的高科技。在美国，有人说我没有高科技，我说我比你的高科技还厉害，我的高科技你没有，你用电脑能管好3万人吗？
　　他们说我是诡辩，我说是你们没认识到，我的高科技，我的这一套你们搞不了!电脑是手段，管不了人。管人是学问，才是高科技。把人管好。什么问题都好办：人管不好，什么都不行。其实人的问题很简单，说穿了，就两个字：名和利。
　　吴侬：是的，名利这两个字，让人追逐一生，也因此累了一生，苦了一生。如果一个人挣脱了名利二字，那就一生轻松一生幸福了!可惜的是，现实生活中，名利如同两个魔鬼，死死缠住我们，总是让我们欲罢不能。
　　汪海：再一个就是要扶正压邪。没有钱，不行，光用钱，也不行，要全面平衡，还要营造一种好的环境，要提倡正义的东西，要让人家体现自己的价值。人许多时候，不完全是为了钱，但对一般人来说不行，人只有到了一定的境界，才可能为了事业，而不是仅仅为了钱才生存。
吴侬：治军要严，管人要狠，这是老生常谈的历史经验。但在这"严"和"狠"中，似乎也应体现一个情字？
　　汪海：无情的纪律，有情的领导嘛。我在管理上是很严。谁违反了双星的法规，只要让我知道，我就要罚，亲儿子也不放过。当然，个人有什么困难的事，只要让我知道了，我就会关心、帮助人家。管人中，纪律和情是相对人，只有关爱人家，他才能理解你的严。
　　管理高级动物不能简单化，如果简单化，这么一个集团早晚要完蛋。管人、用人，纪律、感情，都不能脱离现实。都要围绕人来管。人的问题做好了，一切都好，人的问题解决不了，最后也得完蛋。
　　管人是最好的政治。战场上是流血。和平年代是管理好人。要管好人，就必须有自己的理论--市场理论、市场政治。我从来没有说汪海理论，汪海语录，都是他们讲的。可怕的是没新思想，新理论。双星的市场政治是效益、名牌。在市场上创名牌，就是最大的政治。我为市场理论注入了全新的内涵，用这些理论把人教育好、管理好，是我的责任。
　　凝聚人心要靠理论。越是真理，越是简单。穿鞋就是一种文明，鞋的历史就是人类的文明史啊。
　　我曾经提出，在市场上的企业家与战场上的将军，是可以划等号的。在我看来，市场上的企业家比战场上的将军还难!为什么这么说？市场中许多人垮台了，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想投降都没门啊!跳楼都不知道怎么跳，什么时候跳。
　　吴侬：我注意到，双星在对人的管理上，引进了佛教文化。对此，您是怎么考虑和认识的？
汪海：我认真研究了中国人在精神上出现空虚、政治上发生淡漠后的现象，提出了佛家文化与企业管理的新概念。因为做奸商，在落后年代还可以，现在当奸商，就不行了。人精神上空虚了，人的信仰没有了，就不好办，就得让他们信点什么，于是我想到了佛教文化，想到塑佛。
佛教协会找我，说我塑佛他们没批准，让我拆了。我说谁批准你信佛了？
以德治国是中央的号召，我这样做是对的。
　　当然，信佛更要信自己。我不信，有人信。信了，干好质量就好了。我去市精神文明办，和他们说了我塑佛的目的。他们听了后乐了，说，这好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结合，中国文化--儒佛道三者的结合，就是中国文化的精华。
　　我认为，我们对于佛教思想以及佛教文化中的优秀的部分如果开发利用得好的话，对改善当今的社会风气，加强两个文明建设都是大有裨益的。
此外，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要求每个公民要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四有)，要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五爱)。
　　我们双星搞的"佛教与企业管理"这一课题，目前还在探索阶段，主要是以佛教思想对员工进行教育感化，佛教有一句话：学佛首先要学会做人。而做人得具备基本的道德观念。佛教认为：我们人类社会，是互助互赖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宣布说你不依赖他人的帮助而能单独生存。既然你的一切都需要靠他人的帮助，那你也有义务为他人提供方便。人类社会的互助互赖，形成了彼此互依的人类社会之网。每个人都是这个网中的一环，每一环都不可脱离整体的网面独立存在。因此，当我们了解了这种人类社会互助互赖而共存的原理，就应该尽到自己作为整体之一环的责任，来报答他人给予自己的助力。
　　要知道，人是最不肯检查自己，而又最容易原谅自己的。可见修行的过程也是自我管理的过程。这与我们双星"自己拿自己当骨干"、"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提高自己，自己完善自己，自己给自己出题目，自己给自己加压力"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佛教讲慈悲，讲因果法，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对的。我们把提高产品质量与积德行善结合起来，提出把好质量关是最大的积德行善。实际上这里面就有因果关系。你产品质量不好，坑害了消费者，结果企业也就无法生存，这就是因果报应。佛教因果法的思想还表明 ：每个人都对你现行的言行举止负有责任，同时对你自己的未来是变好还是变坏，也拥有权利。
有人问我，双星为什么塑佛像？有人认为这是对劳动人民精神麻醉，是愚民政策。实际上说这些话的人没有想到，我们老百姓的生活除了靠理性和经济来支撑外，更多的还是靠着情感和伦理来维系的。我们除了在双星总部塑了佛像外，还在沂蒙山鲁中公司塑了一尊观音像。哎呀!塑起来以后，每年农历二月二十九日观音诞辰日，有很多人来烧香。这里原先是个兵工厂，后来搬走了。
我的员工队伍多是农民职工，要凝聚他们，是很难的。工人打工妹多，于是我就提出，要积德行善。中国文化的三大源头的核心是积德行善。"缺德"是中国人骂人最狠的一句话。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所以我就提出：要积德行善。你把产品质量做好了，就是积德，产品质量搞不好，就是缺德!
　　社会发展了，学雷锋做好事是积德。在企业简单说，做好本职工作是积德。
用佛教文化教育人有什么不好？在沂蒙山的工厂，有人要偷我的鞋，山区里有些人也常来偷东西，怎么办？我只好请观音出来为我站岗值班，说，谁如果干坏事不干好事，观音菩萨都看得见。女工们信了。信就行了，我的目的就达到了。有什么办法？她们全都来自农村，文化就这么高。
我认为只要促进生产力，不管用什么法，能够把民心安定下来，得民心、顺民意是基本的原则。怎么能把我们的工作做好，把产品的质量做好，就怎么干。当地人很信仰观音菩萨，而方圆百里又没有观音庙，这样我们就塑了尊观音像，并给她盖了庙。
我们企业在宏观上只要不违背中央的原则就行。以德治厂，十几年前我就提出来了，有什么不好？
我们双星，闯了几个禁区，市场禁区、理论禁区，都让我闯了。现在，全对了，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吴侬：这就是您的个性，也是您的魅力所在。可在各行各业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过于强调党性，而忽视人的个性，不尊重人的个性，甚至践踏人的个性，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汪海：不承认人有个性、有私心哪行？人性是天生的，个性是人性的体现。个性体现一个人观念、性格。党性和个人想什么，关系不大，是两码事。个性与人性非要用党性统一起来，那怎么行？
我认为黄继光睹抢眼，是特定环境造英雄。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我打过仗，一看战友死了眼就红了，就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想了，端起枪就往上冲了!不过等停下来，就后怕了，心想明天死的可能就是我了。这就是特定环境造就英雄。假使当年国家还收我们的鞋，我们就不会率先进入市场自己折腾了。当然，拖到今天，双星肯定也早就垮台了。
　　吴侬：社会腐败问题很严重，国营企业中也肯定有腐败问题。您如何看待企业中人的腐败问题？
　　汪海：是的，企业中也有腐败问题，而且有的还很严重。但政府官员腐败的有多少啊!为什么企业就不能出点事？那年在北京搞了一个演讲会，"六四"时，企业家中跑了个于志安，有的人就大惊小怪的。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当时跑了那么多外交官，为什么不管？这不公道。我认为创造经济价值的人适当的得到一点，也是应该的，可以理解的，不能让企业家光付出。
企业家当然要讲道德，可什么是道德？13亿人民的愿望就是最大的德。实事求是规律问题，违背人的自然规律，就是不实事求是，就不道德。
每个历史时代的发展变革，优秀的企业家总是少数。我们国有企业搞好了，市、省、国家就一定能搞好。
　　吴侬：如果您是一个私人企业的老板。取得如此成功，我认为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可您偏偏是一个国营企业的老板，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在几乎所有的国营企业都不景气的情况下，您居然干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我该作何解释？
　　汪海：是的，如果说我汪海怪，怪就怪在这里。假如我不是国有企业的头头，不是党员，有了今天的成功，一定也不奇怪。奇怪的是，我的企业是国家的企业，我是共产党员，我领导的双星居然成功了，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这个问题说来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计划经济统治了40年，忽然出现市场经济，必然要有一个代表人物出来。这个人就是领头羊。他要有理论、有实践。他能成功，就代表了时代的潮流。
我从祖辈就根正苗红，我从小是儿童团员，后来又当过兵。我经历了大跃进、四清、文革的全过程。极左理论在我脑海中印得很深很深，但我偏偏是一个叛逆者!我带领一个企业，按照我的一套干，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改革的全过程。所以我的喜和乐全都在这里。
　　我的理论是二十年代的，方法是五六十年代的，思维观念是六七十年代的，怎么能解决现在的事情呢？所以，凡事得求一个变字，不变，永远要吃败仗。个人要变，企业要变，国家也要变，不变，假如"八国联军"再次打进来，将是一盘散沙。

　　吴侬：您如何看待人的价值问题？中国是一个重官轻商的国家，当官的价值、企业家的价值，二者如何评估？
汪海：我个人价值多少，无所谓。说到身价评估，开始企业进行评估时，并没有准备评我。但后来他们考察了双星企业之后，对我说，汪海的评估是10.2亿，而且鉴于中国的国情，只能评到10个亿。
能对我这个"做鞋匠"评估这么高，我当然高兴。后来，我同意了他们的评估，为什么呢?
这是人事制度的大变革啊!一是冲破了中国传统的束缚，是对传统的人的价值观的一次重大突破；二是对人的价值衡量是一个创新。人啊，不当官就没有价值，这种传统观念是很成问题的，特别是对企业家的认识，不公道，不合理。因为中国人口如此之多，不可能人人都去当官，特别进入市场经济后，更不可能人人都在官位上做贡献。假如能搞好人的评估，这将是中国传统人事价值的突破，是一场革命!
　　吴侬：一个企业的发展，除了金钱，恐怕也得依赖于一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汪海：精神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国家不是号召搞精神文明建设吗？市场经济中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什么？市场经济中的精神文明建设就是创效益，不是读报纸！效益上不去，全白费。过去，我和上级个别不理解双星的人里有些矛盾，但这些矛盾不是个人的矛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总来找我，干什么？让我没完没了的去开会。我不干，就有了一些矛盾。其实，我和市里几届领导关系非常好。后来，他们为了让我一门心思抓企业，就不让我参加会了，于是现在我就有了一个专门开会的副书记和处长，只要一有会，就让他们去替我开。
　　双星将来要有一个大的发展，就得靠竞争，而竞争，就得要有一股子精神。换届接班，要靠市场接班。市场经济，想固定用哪个人来接班，是封建的东西，是搞不好的。只有竞争，竞争才能有一个好的结局。如果搞权力腐败，永远没有好的结果。因为权力腐败必然体制腐败。有的人是先当官，后学讲话，他是可怜。不过，也应该理解这类人，您想呀，本来他就不知道自己这辈子还能当官，还能当这么大的官，所以常常露怯，显得无能，也是正常的事情。但不能搞权力腐败！
现在，我们正在搞大双星。大双星的要领就是要做强双星、强名牌，树立名牌，名双星。过去，中国的三大球我都支持过。我认为体育应该给钱，但不能过多，关键的是要有一种民族精神！80年代美国人怕我们的精神，女排五连冠多威风啊！现在可好，谁讲钱，谁就没了精神。足球永远打不出去，原因就是过早地实行了职业化，给的钱太多了，一个板凳队员，一年也能拿几十万！而我们的市场又不成熟。要我说，解散所有的国家队，没有一个职业队员，官员不介入，按市场运作，能挣多少挣多少，足球就上去了。
　　所以搞企业，人是最关键的，人的精神、人的志气、人的积极性是最关键的，在什么机制什么情况下，都要调动人的积极性。1999年，我在美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只给9分钟介绍中国企业家，我讲了，一下把他们全震了。1999年美国的传媒公司，还专门报道了中国。美国人就承认我的志气。
总之，我经历了中国企业改革的全过程。我是中国民族工业、国有企业历史转折的代表人物，这一点是用不着怀疑的。我的经历中，有理论、有思想、有成功。我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是背叛者。但我有发展，有创新。